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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高校毕业生起薪

发布时间:2020-06-23   |  所属分类:高等教育: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本研究采用政策评估视角,通过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的影响,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宜发展速度。基于2003年至2015年七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名义起薪和实际起薪都保持了逐年增长的趋势,个体回收高等教育投资成本的周期缩短,但是起薪增长速度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校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超出了社会对大学生有效需求增加的速度。多层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扩招对大学生起薪增长的抑制作用在2009年达到最大,其后毕业生起薪的增长速度逐渐反弹。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情况,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提高毕业生起薪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校扩招;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
 
  一、前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各国纷纷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适应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从而提升本国的经济竞争力。由于各自国情的不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也出现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持续增长型,以西欧为代表的波段推进型,以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增长型,还有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超速发展型。[1]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同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掀起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一轮热潮。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8年为9.76%,2002年就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在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上,2000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为4402万,2010年增至1.18亿。到2015年,高等教育人口达到1.7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2]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政策极大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中高学历人才的数量。
 
  就中国高等教育借鉴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目标而言,人们已经取得了高度共识,但是对于高等教育规模增加的速度以及实现方式则争议很多,尤其是对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滑坡、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现象有很多批评和反思。在高等教育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采用政策评估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对大学生就业,也就是政策结果的影响,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以阐明高等教育规模是否扩张过快,若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我国应保持怎样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从而为缓解近年来不断突显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提供思路。
 
  二、文献综述
 
  1.以往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研究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一种观点认为现有规模已经偏大,应适当控制发展速度。胡咏梅等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因变量,建立三类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宜再继续大规模扩张的结论。[3]谢尊贤等通过对28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学率和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应该减缓。[4]
 
  与之相对应的观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无论是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还是与自身潜力相比,都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岳昌君采用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指标,用计量经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实际值低于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国际平均水平。[5]柳博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及发展水平的主要参数,构建了人均GD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关系的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相对偏低,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结论。[6]
 
  还有研究者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合理增长速度进行了研究。谢作栩等对我国5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波动和美日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规模扩张的历史经验的分析表明,2003-2020年间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2%-7%之间为宜。[7]李硕豪基于未来适龄人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利用时间序列法外推高等教育规模纵向发展模型,将获得的结果与横向人口、经济因素相联系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2013-2030年高等教育规模年均增长率应控制在1.76%以内的结论。[8]
 
  2.我国政策驱动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根据主体作用的差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国家调控和高校自主两种模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采取的是国家调控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主义和政府主导。在此模式之中,我国高等教育年度招生的计划指标一直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和下达的,采取基本数加增量的招生指标控制办法。[9]1999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国家决定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2003年至2009年间高校毕业生的年均增量为66.57万,年均增速为22.81%(见表1)。高校扩招初期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我国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超出社会对大学毕业生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面对毕业生就业难和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教育部在2006年做出了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其后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出现了大幅降低。2009年至2015年间高校毕业生的年均增量为23万,年均增速为3.45%。
 
  以往在对高等教育规模进行实证研究时,研究者多选取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总人口、适龄人口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机制。但这些研究却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与上述因素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最直接因素乃是政策。政策因素的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带有强制性。[10]因此判断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性并不能依据计量模型中影响因素的系数来判断。
  3.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劳动力市场影响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失业和教育收益下降的现象。因此,国外近年来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规模同劳动力市场因素如就业、失业与工资的相关研究。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导致均衡价格的变化。依据新古典主义劳动经济理论的框架,布劳培等提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生的供给持续增加,其工资水平就会下降,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之所以存在是他们不愿降低工资的结果。[11]Teichler等分别从教育、失业和就业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进行了探讨。[12]Enders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进行综合分析,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重点考察了高等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的问题。[13]
 
  我国在2006年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进行调整的直接动因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性问题也应从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着手。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也在经历重要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从最初的文凭较量,发展到了价格战,最终导致不正常的“零工资就业”现象的出现。我国自1997年正式确立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财政机制,个体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在当前国情下,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花费主要来自家庭收入,家庭除了需要考虑高等教育的终身受益外,还必须考虑短期内的收益,否则投资高等教育带来的开销会使得整个家庭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扩招后,从短期收益的观点来看,黄照旭发现贫困家庭要为负担一名大学生忍受更加贫困的生活8至16年。[14]李桂荣等也发现农村籍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收期从10年延长到了14年。[15]
 
  三、数据及模型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7次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应届毕业生,调查时间是当年的6月份。每次调查都参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学校类型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性别结构等进行抽样,努力使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发放问卷时,对每所抽样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500-1000份问卷。
 
  要分离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于毕业生起薪变动的净效应,除了需要考虑每年毕业生总量的增速并不相同,还需要考虑到扩招后高校自身、学生和就业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非常普遍,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可以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16]个体嵌套于学校是一种最经典的嵌套结构,但由于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起薪进行跨年比较,因此会采用HLM的一种高级形式—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二层变量包括一个横栏的学校分类以及一个纵栏的毕业年份。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将起薪的总变异在个体层面、学校间和年份间进行划分。个体的专业、学历层次、个体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变量会被引入层一模型。一组代表高校特征的变量会被引入横栏方程中,一组代表年份的虚拟变量会被引入二层的纵栏方程中。在本研究中,不同水平的变量都以总体均值进行对中处理(grand-mean centered)。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层一模型
 
  Yijk=π0jk+π1jk(Maijor)ijk+π2jk(Degree)ijk+π3jk(P)ijk+π4jk(H)ijk+π5jk(F)ijk+eijk。Yijk是学校j年份k的毕业生i的起薪;π0jk是学校j年份k毕业生的起薪均值;πpjk是学校j年份k毕业生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自变量包括一组个体专业(Majorijk),学历(Degreeijk),人口学特征(Pijk),人力资本(Hijk),家庭背景(Fijk)变量;
 
  eijk是层一毕业生的随机效应,即个体i同交互组jk平均值的离差。假定离差服从平均值为0,组内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层二模型
 
  π0jk=θ0+b00j+c00k+(γ0p)Schoolj+(β0p)Yeark。
 
  πpjk=θp。θ0是历年全体毕业生的平均起薪的期望值;γ0p分别是一组学校特征(Schoolj)所对应的起薪差异系数;β0p分别是一组毕业年份(Yeark)所对应的起薪差异系数;b00j和c00k分别为学校和毕业年份对应的随机效应,它们服从平均值为0,方差为τb00,τc00的正态分布。
 
  四、结果
 
  本研究中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是指其月工资,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进行报告。由表2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可见,全体毕业生名义起薪的均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1564元上升到2015年的3907元,年均增长率为7.92%。毕业生名义起薪的增长还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的影响,经调整后的毕业生实际起薪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3年至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05%。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高校毕业生通常不会考虑在农村地区就业,样本中有94.9%的毕业生都在城镇地区就业。本研究还选取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全国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做对比,两者在2003年至2015年间分别保持了年均11.47%和13.36%的增速,远高于同期高校毕业生实际起薪均值的年平均5.05%的增长率。
  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比较历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均值的差异,只能表明扩招后毕业生起薪发生了什么变化,但这种变化既受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也受高校以及学生群体变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利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的净效应。本研究首先以毕业生的名义起薪作为因变量。零模型的结果表明,毕业生的起薪在学校间(r0jk=633100***)和年份间(u00k=921324***)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7.76%的起薪方差存在于学校间,25.86%的起薪方差存在于年份间,而余下56.37%的起薪方差存在于毕业生的个体层面。
 
  模型一的因变量为高校毕业生的名义起薪,层二横栏方程引入了一组学校特征变量:普通本科院校作为211大学和其他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院校和独立学院)的参照组,东部地区院校作为直辖市院校、中部地区院校、西部地区院校和民族地区院校(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宁夏)的参照组,学生对于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以里克特五分量表来衡量(1=很差,5=很好)。层二纵栏方程中引入了一组代表毕业年份的二分变量,以2003届毕业生为参照组。层一方程中进一步引入了毕业生的专业(工科作为参照组),学历(本科毕业生作为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参照组),人口学特征(性别和民族),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生源地),人力资本(学习成绩、奖学金、英语证书、学生干部、党员、实习经历、专业兴趣)。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学校、学科和个体层面的差异后,2005届(β01=386***)、2007届(β02=674***)、2009届(β03=859***)、2011届(β04=1552***)、2013届(β05=1995***)和2015届(β06=2647***)毕业生的起薪都显著高于2003届毕业生,并且起薪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模型二将因变量替换为按照2003年可比价格进行调整后的实际起薪。结果表明,2005届毕业生的实际起薪比2003届毕业生增加258元(β01=258***),2007届毕业生的实际起薪增加462元(β02=462***),但2009年毕业生的实际起薪却比2007年有所降低(β03=437***),其后的2011年(β04=931***)2013年(β05=1091***)和2015年(β06=1458***)的毕业生起薪表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
 
  模型三是将模型二中的实际起薪替换为对数实际起薪,以比较毕业生总量增加速度以及毕业生起薪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效应造成2003年至2005年间,高校毕业生起薪增长约10.5%;2005年至2007年间高校毕业生起薪增长约12%;2007年至2009年高校毕业生起薪降低约1.5%;2009年至2011年间高校毕业生起薪增长约26.8%;2011年至2013年高校毕业生起薪增长约7.5%;2013年至2015年间高校毕业生起薪增长约16.3%。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高校毕业生起薪下降是被媒体经常讨论的社会现象,但对于扩招后毕业生起薪的变动趋势并没有准确定论。由于高质量的、全国代表性的、长期相同变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在我国还非常缺乏,以往研究很难给出准确的扩招后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至2015年进行的7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大学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的影响。
 
  扩招后不断增加的大学生就业风险、不断出现的“教育致贫”现象,使得农村泛起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大量农村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高校毕业生起薪高低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本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平均名义起薪在扩招后也保持了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至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名义起薪年增长率为7.92%。我国当前高校学费总体标准一直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教育部在2007年也表示,高校收费标准制定不跟物价挂钩,将来也不会因为物价上涨来提高收费,国家财政会适当增加给高校的拨款。扩招后受教育成本的相对稳定以及毕业生名义起薪的上升使得个体投资高等教育的成本收回周期有所缩短。
 
  本研究描述统计发现,1999年至2005年的大扩招造成了2003届至2009届毕业生的平均实际起薪增速仅为3.23%,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扩招造成了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贬值。教育部在2006年限制了高等教育规模的过快增长后,2009年至2015年毕业生实际起薪的年均增速提高到6.90%,但是依然低于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基础条件。本世纪的前十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9%。因此,我国今后依然要控制高等教育扩张速度,逐渐达到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努力实现毕业生实际起薪和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规模急速膨胀,长期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主要部门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出现了大幅度萎缩。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外贸额增长显著,与之相关的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2003年高校毕业生实际月薪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2.18(1545/706),而2015年这一比值则下降为1.07(2791/2599),大学毕业生从以前的“天之骄子”变成现在的普通劳动者。非公有制企业得以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大量吸纳大学毕业生,成为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本的保障。但是非公有制企业大量从事外贸行业和外向型的制造业,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比较大。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当然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的多层线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实际起薪在2009年没有持续增长,相对2007年,还有约1.5%的降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孕育,国民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但是大学毕业生起薪却持续增长,显示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升级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高等教育规模的规划时,一方面要考虑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及容纳量,只有综合、均衡地考虑这些因素,高等教育发展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规模。因此,未来应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尤其是劳动市场与产业格局的协调发展,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合理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之路。
 
  高等教育质量可以成为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突破口。本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对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起薪增加20.4%,此外历届毕业生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价总体处于上升的趋势(3.29,3.52,3.78,3.69,3.81,3.86,3.93),并且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年份间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F=22.43,p=.000)。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教育部在2006年提出要把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放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因此,高校必须将人才培养质量视作学校的生命线,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层次,从而使得毕业生能够在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董泽芳,张继平.二战后发达国家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调控的比较与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5).
 
  [2]张银锋.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提升至新水平[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5-03.
 
  [3]胡咏梅,薛海平.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关性研究[J].江苏高教,2004(2).
 
  [4]谢尊贤,胡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适度发展的回归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
 
  [5]岳昌君.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国际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4(2).
 
  [6]柳博.高等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J].中国考试(研究版),2004(4).
 
  [7]谢作栩,黄荣坦.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宏观调控模型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4(6).
 
  [8]李硕豪,李文平.2013-2030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研究——基于适龄人口和经济水平的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13(6).
 
  [9]彭红玉,张应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政策文本与实施效果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6).
 
  [10]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11]Blaug,M.,Layard,R.and Woodhall,M.The Causes of Graduate Unemployment in India.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9.
 
  [12]Teichler,U.Education and Employme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Behavioral Sciences,2004,32(4).
 
  [13]Enders,J.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3rd Edition).The Nether lands:Elsevier Science,2010.pp365-369.
 
  [14]黄照旭.我国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起薪及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1(9).
 
  [15]李桂荣,谷晓霞.农村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成本与收益分析[J].教育研究,2012(7).
 
  [16]Raudenbush,S.W.and Bryk,A.S.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CA:Sage Publication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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