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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经济学分析

发布时间:2020-06-29   |  所属分类:高等教育: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高等教育改革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重点领域。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实现了多渠道,但主要由政府和个人承担。优化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有以下四个途径:加大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扩大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支持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进一步完善和扩大高校助学贷款的规模和范围。
 
  关键词:高等教育;成本;改革;学费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跨越到“大众教育”,毛入学率由3.4增长到目前15,平均每万人大学生人数由原来的15.4人,增加到现在的70.3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办学规模的扩大,要求有相应规模投入的支持,在国家财政支持增长能力有限条件下,我国实行了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制度,对接受高等教育者收取学费、杂费等各项费用。特别是1997年高等学校的全面“并轨”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从1998年到2004年高等教育的学费持续飞涨,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收费与否、收费多少,即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下面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内涵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给出介绍,这些理论为后面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现状分析以及优化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措施奠定了基础。
 
  一、高等教育成本的概念及成本分担理论
 
  (一)高等教育成本的内涵
 
  高等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教育资源的耗费过程。高等教育成本是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所耗费教育资源价值的总和,是衡量高校教育资源是否有效使用的尺度和确定财政拨款额度和学费标准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成本不等同于一般产品生产成本,它有其自身的特点:
 
  1.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多元性。高等教育是一种具有巨大积极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活动满足了多个投资者的需要,受益人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及家庭、国家、企业、社会等,高等教育成本应由这些受益主体分担。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产出的是人力资本,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种属性。这一性质决定了其收益主体是多元的,应当谁受益谁负担。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人力资本是构成一个国家财富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有效利用,它就不可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无论从高等教育的社会外溢福利效应,还是对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角度考虑,政府都应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从私人产品属性考虑,学生上大学学到了知识和技能,能给个人带来收益,知识和技能的生产也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应该由获得知识的人承担。因此,学生个人应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2.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高等教育活动周期的长期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投资不可能立见成效,往往要等到大学生毕业后的相当时间内才能逐步发挥效用。一般而言,大学生毕业就业后8—15年,高等教育投资效用才可能达到最佳值,并在20—30年内持续发挥效用。
 
  3.高等教育成本的递增性。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生产成本,随着科技的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分摊到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呈递减趋势。而高等教育为保证教育的质量,一方面,随着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设备设施的广泛应用,所消耗的物力、财力就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高等学校是人才密集的地方,随着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高校的人力资本成本也不断上升;再加上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等刚性支出,必然使高等教育成本呈递增趋势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分析
 
  公共部门经济学认为,高等教育虽然具有在未达到拥挤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但又具有排他性,不是纯粹的公共品而是准公共品。同时高等教育的收益虽然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但接受高等教育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如薪水、职位等,是完全可以内部化的,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也是明显的。这就决定高等教育的成本,若单独由国家负担则会出现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单独由个人负担则会使大量低收入者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而应该由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D·约翰斯通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无论在什么社会、体制和国家中,都必须由来自政府、家长、学生、纳税人和高等学院几方面的资源来分担。就实践来看,当今世界,除一些高福利国家(如瑞典)和特殊国家(如朝鲜)的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成本都实行国家和个人分担,在这个分担机制中国家负担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
 
  二、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实现了多渠道,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学费和杂费及其他教育经费五项。政府和个人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主要由政府和个人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符合高等教育准公共品属性,问题在于政府和个人应该怎样分担,各自应该分担的比例为多少才是合理的。就国际来看,在北欧诸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大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法国的国立大学只收取少量注册费;东欧诸国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与廉价制度;1999-2000年,美国公立高校经费46.6来自联邦和州政府,18.5来自学费收入;加拿大的办学经费的70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20来自学费,其余部分由社会各方面捐赠;2002年澳大利亚高校经费中,联邦、州及高教贡献计划拨款占60.71,学费占21.2。目前我国个人负担费用的比例为25,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高4—5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近7个百分点。由此来看,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中,我国政府部门所分担的份额过低,而个人所分担的份额却相对偏高。我国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与英国和日本相比不低,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明显偏低。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美、澳、英,略高于日本。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支出水平总体来说并不低,但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比重却相对较低。
 
  以北京为例,2003年北京高校学费大致在每年5000元左右(据今年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普通高校学费标准的通知》)。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为2622元。高校学费约是城镇居民年收入的60,约是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2倍;在这个费用中还不包括相当数额的住宿费、书杂费和生活费等,而在城乡居民的收入中还有大量的支出,如生活费用、生产支出、医疗、住房、养老等。高校收费远远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而美国的公立大学收取学费相对较高,但其年学费仅占人均收入的11.8。显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是差距太大。中国目前在校1900万大学生里,将近6成来自农村,以现在农村人口人均2600元的收入,一名大学生的一年学费、住宿费及各项杂费生活费,需要一位村民2至3年的收入,这个数字足以让诸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也使许多普通人家生活陷于窘境。可以断言,随着高校学费上涨,中国高校贫困生将大大增加。而目前各大高校所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只能是杯水车薪,受惠的只是少数;金融机构开设的助学贷款业务,则要经过家庭信用度核实等重重手续,能接受助学贷款资助的毕竟不多,不具有普遍性。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制度是应该的,符合高等教育准公共品的属性。一方面,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制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状况,增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更多的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学生而言负担学费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个人分担增速过快、负担份额过高,政府财政负担退出过快、负担份额过小的不合理状况,也使我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收费的过高,直接的结果是使大量的城乡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即使通过借贷等各种途径筹得学费(这个途径也是有限的),高昂的学费也使这些家庭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因为通过受教育可以使社会贫困阶层的孩子获得提升自己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提高,贫困阶层在享受教育方面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在高昂的学费面前,贫困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失去了应有的保障,其结果是越来越对少数富人有利。这样,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越来越弱化了,高收费的政策势必进一步拉大我国贫富悬殊的差距。
 
  (二)高校收费的不断提高,其更大的负面影响还在于对基础教育的负导向作用。目前在农村,少年儿童失学、辍学的情况十分普遍(遗憾的是,此点并未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除了中小学教育收费不合理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来越多的家庭对子女上学的前途失去信心:即使孩子考上大学也供不起,因为大学一年的费用可能要花费他们数年的积蓄。这样高等教育的高学费不仅对高等教育本身有消极作用,也对农村初级中级教育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也将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自广大农村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三、优化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措施
 
  (一)加大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比重。就国际比较来看,由于我国政府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比例相对较低,另外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较低,这样要提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必须提高这两个比重才可以最终提高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分担比重,减少个人的分担数额和比重。
 
  (二)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一些国家高校自身筹资能力比较强,如美国,1999-2000年虽然政府投入比较低为46.6,但高校的销售和服务收入比例在21以上,另外还有可观的捐赠收入等。因此我国高等院校也应多渠道筹资,扩大高校和社会结合,利用科技和知识优势为社会企业提供服务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税制对企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增加高等教育的捐赠收入。
 
  (三)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发展高等教育。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教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制度性规定。应进一步对民办高等教育采取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民办高校的学生一般多来自高收入阶层,民办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分流,社会高等教育资源的扩大,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
 
  (四)进一步完善和扩大高校助学贷款的规模和范围。一方面,加大国家对助学贷款的利息补贴规模,扩大对贫困生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完善个人(大学生)的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化解银行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助学贷款的范围,并使助学贷款制度可持续。
 
  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全面实施和改革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收费一路攀高,其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愈加凸显。高等教育收费使许多学子及其家庭不堪重负,这既带来了社会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使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也对整个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探索解决我国高校高收费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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