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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中医五行模式的逻辑缺陷探讨

发布时间:2020-06-04   |  所属分类:逻辑学: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五行学说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重要模式,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也给中医学带来了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的特点。然而,五行模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缺陷,主要表现为五行归类的比附性、四时与五行配属的难以调和性、五行平权与五脏主次有别的差异性、五行作用的单向性与五脏关系的复杂性矛盾等,不仅难以满足中医临床诊治中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辩证性思维的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因此,对于五行模式的应用、研究,要有清醒、正确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其局限性,根据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修订、完善,也可尝试借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等方法加以阐释或改造,以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关键词]中医理论;五行学说;逻辑学;推理模式
 
  五行模式着眼于整体、系统、功能、关系、动态等研究事物,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骨架”,有“作为中华文化框架的特殊地位”[1-2],也为中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模式框架,使中医学理论带有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的特点。但该模式又具有原始思维的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以致被称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3]。近年来对于中医五行模式的研究,人们多关注其优点,或结合数学等方法试图对其进行完善[4-7],而对于逻辑缺陷则甚少有研究,故有必要加以探讨。从五行模式在中医学的实际应用情况而言,其逻辑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行归类的比附性
 
  五行模式下的事物分类,是以“五”为基数的,基于人对事物性状、功能特征认识的分类,由于事物性状、功能特征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认识的差异性,对同一事物的五行划分可以呈现出差异甚或矛盾的现象,从而使五行分类具有相对性和或然性,它仅仅揭示了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关系,而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日本学者中村元将其称为“外表的齐合性”,他指出:“五行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他们(指中国人)不是调查每一事物的本质,而依靠外观的类似把所有事物结合起来,例如,五方、五声、五形、五味、五脏,以及分成以五为数的许多其他事物,并把它们一一派入五行之一,每一事物分别从它所属的行中获得性质”[8]。也就是说,这种思维表现为对类的一种非本质的认识,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宇宙或自然结构本身形成牵强解释,是一种试图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的比附。这种比附又可分为“附数”与“附象”两类,从整个五行的比附看即是一种附数,即以“五”这个数字为核心,将一切都简约、裁剪为“五”数结构,“五”数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从单独一行看则是附象,即根据事物的外在表象的一种分类,而且任何一种事物一旦进入五行序列,具有了方位、颜色、五行、季节、数字、气味等等无论哪个方面的属性,也就同时具有了与之对应的任何其他方面的属性。以中国传统方色理论为例,中国古人在五方空间的框架下将五色与之配属,形成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的既定形式。由于传统的时空相关的理念,方位被赋予颜色也就意味着时间同样被赋予了颜色,从而形成东方青色主春、南方赤色主夏、西方白色主秋、北方黑色主冬、中央黄色配于季夏之末或季夏的配色关系。这个空间方色体系一旦形成,古人便可以将一切文化要素纳入其中,使得凡与时空有关的事物同时也与颜色具有了关系,并可以方便地借助颜色加以表现[9]。很明显,这种思维模式具有原始的类比互渗的思维方式的遗存,保留着原始思维的某些非理性的特征[10]。现代一些学者正是借用五行附象的特征解释一些中医经方疗效机理,而导致谬误。如《思考中医》一书中认为白虎汤用药四味,因地四生金,四为金数,为西方之数,与方名相合。其次,君药石膏色白味辛,色味均与白虎西方相合。再看诸药的用量,君药石膏用一斤,臣药知母用六两,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为坎水北方之数,以北方寒水清泻火热。西方而用北方之数,这不但是以子救母,也为金水相生。佐使药粳米用六合,亦为此意,且粳米之用为生津,故亦用水数。甘草用二两,二为南方火数,用之以防寒凉泻火伤伐中阳,使平和之中又具有顾护中阳之妙[11]。如此则治疗阳明腑证的小承气、调胃承气汤用药三味,三为木数,又当何讲?又查《伤寒论》113方,药用4味的方剂达24首,如麻黄汤、理中汤、四逆散、白头翁汤、吴茱萸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等,几乎涉及到所有六经病证,恐怕难以都用西方金来加以解释。
 
  2四时与五行配属的难以调和性
 
  由于中国传统以一年划分四时,十二月为主,而四、十二与五之间不能整除,因此,造成五行与季节配属中出现土不主时、土主长夏(季夏)、土主四季之末各18日的争议,而且不论哪一种观点,都完全难以满足理论的逻辑自洽。
 
  2.1土不配时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央土的一段文字置于季夏之后,孟秋之前,但均没有明确所主季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在论述了心、肺、肾、肝分别通应于夏、秋、冬、春之气后,指出“脾、胃、大肠、小肠、膀胱者,……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也没有明确的时季配属。《素问·玉机真脏论篇》则从脉学的角度,认为春脉弦属肝,夏脉如钩属心,秋脉浮属肺,冬脉如营属肾,随四时而见,而“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在正常情况下,就蕴藏于肝、心、肺、肾四脉之中而不可见;只有在病理情况下,脾脉才有可能显现,因此,脾脏与四时也没有直接的配属关系。
 
  2.2土分主四时
 
  《管子·四时》云:“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首先提出土分主四时的观点。《白虎通·五行》引《乐记》亦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也。地,土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指出土为五行中之最尊贵者,故不与其他四行平列主时。《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进一步阐述说:“土居中央为天之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认为土是其他四行之主,土居中央之位,不以具体的某一时的事作为其专门职司,而是对四时的事都兼有作用,金、木、水、火虽各司一时之事,但均需土的作用才能完成。《白虎通·五行》则明确提出“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之说,认为其原因在于“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无土不高。土扶弱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
 
  《晋书·律历志》曰:“各四立之前,土用事也”,明确了土行所主时日的起始日期。对此《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有具体的论述,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素问·刺要论篇》也指出:“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
 
  2.3土主季夏之月
 
  土分主四时之说虽然解决了土与四时不配的问题,且使五行所主时日相同,但却不符合五行生克之理。五行木、火、土、金、水,相邻者相生,间一者相克,土既不独主时而王于四季各18日,则四时之序不符合相生、相克的关系,故不能以五行生克之理说明四时气候、物候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古人又提出了土主季夏之月的说法。《淮南子·时则训》提出土与季夏之月相配。
 
  《史记·天官史》曰:“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黄帝内经》称季夏为长夏,其中大多数篇章都持脾主长夏之说。以土主季夏,虽然使五行的生克关系在时序中得到体现,但如此则五行各主时季的长短不一,而且季夏之月也并非在四时之正中。
 
  2.4五时五脏论
 
  《管子·五行》提出以冬至为新年,冬至之日为甲子日,乃五行中木主时之始,由于五行每行各主时72日,故火、土、金、水主时的起始日依次为第二个甲子周期中的丙子日,第三个甲子周期中的戊子日,第四个甲子周期中的庚子日,第五个甲子周期中的壬子日。经过五行五个72日,合计360日为一个周年。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也采用此说,只不过他将五季之始固定地以冬至为准,完全不考虑日干支。这种五行各主72日说,在《黄帝内经》仅见于《素问·阴阳类论篇》,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最贵”,以肝脏为例,其他四脏可以此类推。五脏各主72日,合计360日,还不足一年之数,与运气学说里主时五运各主73日有零的方法比较,显得不够精密。但毫无疑问,它是主时五运说的前身。主时五运说是将一回归年365.25天等分为五运所主,土运主时为73日零5刻。此仅见于运气学说中,其他古文献尚未见有类似论述。
 
  在运气学说中,木、火、土、金、水五运依次各主73.05日,虽然满足了五行主时相等且以五行相生为序的要求,但又不符合一年划分四时的实际。由此可见,四时与五行的配属,从实践或逻辑自洽的角度而言,总有难以调和的一面。
 
  3五行平权与五脏主次有别的差异性
 
  王爱和[12]根据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研究提出,商代宇宙观是一个四方/中心三维时空结构观,它起到了文化总体结构的作用。商人在这单一结构中安排政治、经济、祭祀活动,建造墓穴、庙室、城池,创立历制和地理概念;把时间概念化;并对所有事件、力量以及宇宙间的一切存在进行分类。此结构的中心是政治、宇宙观的关键所在,占有中心位置,就意味着获得神界的认可和统治的权力。从四方宇宙观到五行系统的根本转变发生在青铜时代和帝制时期,时间上自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五行否定了四方宇宙观的中心概念,并用五行循环代替了神圣而永恒的中心,代替了四方结构恒定的等级关系。中心从“神圣区域”降为五方之一,已经成为与其他四方性质相同、平等的一行。正是中/土与其他四方/四行这种同类同质的特性,完全瓦解了商周时代世袭王制的宇宙、政治中心性。换言之,五行模式的成熟,标志着木、火、土、金、水在五行中地位的平等、相同。那么当五行与五脏相配属,以五行模式说明脏腑关系时,五脏之间也具有平等的地位,如此则与“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等理论发生冲突。那种认为“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医宗必读·脾为后天之本论》)等试图借助五行模式说明脾在五脏中的重要性的论述,实质上并不符合五行学说的本义。
 
  4五行作用的单向性与五脏关系的复杂性
 
  五行关系法则中五行之间的作用具有单向性,而人体五脏中的任何两脏之间,事实上既存在着相互资生、助长、协同的相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抑制、制约、拮抗的相克关系,此种关系也是双向的。相生、相克在任何两脏的关系之中都可能是双向同时进行的。以肝与肾的关系为例,肝藏血,调节血量,血中运送的精微可以化生和补充肾精,此即所谓“血能化精”;而肾藏精,精能生髓化血以充养于肝,此即所谓“精能生血”,因此,常把肝肾的相生关系称为精血互生、肝肾同源。另外,肝肾在生理上还存在着藏与泻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气能行精,可促进生殖之精的排泄;肾主封藏,固摄精关,能防止生殖之精妄泄。二者相反相成,共同调节着生殖之精的依时、有度的外泄。很明显,五行生克制化的单向性很难全面解释五脏之间十分复杂的生理联系,作为一种解释性模型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对此,古人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五行颠倒之说,认为五行之间根据条件的不同,可具有直接的双向作用,包括相生与相克之间的互生、互克,以及相生者之间的相克、相克者之间的相生等关系。五行颠倒论强调了五行之间作用的条件性、双向性及多变性,拓展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思路[13]。如清代程芝田的《医法心传》即论述了相生、相克之间的直接双向作用,曰“惟颠倒五行生克之理,人所难明,然治病之要,全在乎此。如金能生水,水亦能生金,金燥肺痿,须滋肾以救肺是也。水能生木,木亦能生水,肾水枯槁,须清肝以滋肾是也。木能生火,火亦能生木,肝寒木腐,宜益火以暖肝是也。火能生土,土亦能生火,心虚火衰,宜补脾养心是也。土能生金,金亦能生土,脾气衰败,须益气以扶土是也。如金可克木,木亦可克金,肝木过旺,则刑肺金也。木可克土,土亦可克木,脾土健旺,则肝木自平也。土可克水,水亦可克土,肾水泛滥,则脾土肿满也。水可克火,火亦可克水,相火煎熬,则肾水销烁也。火可克金,金亦可克火,肺气充溢则心火下降也。至于肺来克木,须补心以制金;肝来侮脾,宜补金以制木;脾燥消肾,当养木以抑土;肾水凌心,当扶土以制水;心火刑金,须壮水以制火,此借强制敌,围魏救赵之义也”。对相生者之间的相克、相克者之间的相生关系,《医法心传》则曰:“若水泛补金、木腐补水、火盛补木、土旺补火、金燥补土,不独不能相生,而反相克矣。且金能生水,又能克水,气滞则血凝也;水能生木,又能克木,水多则木腐也;木能生火,又能克火,木郁则火遏也;火能生土,又能克土,火烁则土燥也;土能生金,又能克金,土裂则金销也。虽金可克木,亦可生水以养木;木可克土,亦可生火以实土;土可克水,亦可生金以资水;水可克火,亦可生木以壮火;火可克金,亦可生土以化金”。国医大师邓铁涛等[14]在分析五行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五脏相关学说,认为五脏之间主要有相主、相成和协同三种作用模式,作用的中介是阴阳、气血、津液、精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人体五脏系统的彼此关联作用。
 
  石勇等[15-16]从隐喻映射的角度研究认为,五行位素映射缺乏统一性,仅仅基于事物间的功能特征相似进行映射,容易导致配伍缺乏统一性,也无法反推五行生克,这是五行学说饱受争议的根源之一;属性映射不充分,映射不具备全景式属性迁移,只能为认识事物提供局部参照与视角;同时存在着关系映射的有效性疑惑以及知识映射的合理性质疑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基于五行生克关系的过程隐喻,凸显生克过程以取代五行的本体论地位,用子系统中的语义角色变化说明位素间的生克转换关系,充分阐述五行系统内部复杂的多重生克关系。
 
  综上所述,五行模式作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在古代为中医理论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缺陷,面对中医临床诊治中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辩证性思维,缺乏合理的自圆其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论草部药物的性用分类曰:“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荄,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五气焉(香、臭、臊、腥、膻),五色焉(青、赤、黄、白、黑),五味焉(酸、苦、甘、辛、咸),五性焉(寒、热、温、凉、平),五用焉(升、降、浮、沉、中)。炎农尝而辨之,轩岐述而著之,汉、魏、唐、宋、元、明贤良医代有增益。但三品虽存,淄渑交混,诸条重出,泾渭不分。苟不察其精微,审其善恶,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死生耶?于是剪繁去复,绳缪补遗,析族区类,振纲分目。除谷、菜外,凡得草属之可供医药者六百一十种,分为十类:曰山,曰芳,曰隰,曰毒,曰蔓,曰水,曰石,曰苔,曰杂,曰有名未用。”很明显李时珍正是以阴阳五行的象数模式为其基本指导思想,虽说本草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良、损益、剪繁去复,绳缪补遗与析族区类,振纲分目,但就科学原理层次而言,并无多少进步。因此,现代对于中医五行等推理模式的应用、研究,既要充分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使用的前提条件,明确应用的边际效用;也要根据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修订、完善;同时可尝试借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等方法加以阐释或改造,以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庞朴.阴阳五行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1984(3):74-98.
 
  [2]庞朴.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38.
 
  [3]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7.
 
  [4]孟凯韬.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27.
 
  [5]陈瑞祥.五行公理系统及其模型:五行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一)[J].中医杂志,2014,55(9):721-726.
 
  [6]陈瑞祥.五行公理系统及其模型:五行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二)[J].中医杂志,2014,55(16):1351-1356.
 
  [7]陈瑞祥.五行公理系统中“T(土)行”的四种有序偶表达式与四种五角形生克模型:五行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三)[J].中医杂志,2018,59(18):1539-1545.
 
  [8]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57.
 
  [9]冯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J].考古学报,2016(1):445-468.
 
  [10]邢玉瑞.阴阳五行学说与原始思维[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1-3.
 
  [11]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7-268,312.
 
  [12]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M].金蕾,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4-95,155.
 
  [13]邢玉瑞.中医方法全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9.
 
  [14]邓铁涛,郑洪.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202-216.
 
  [15]石勇.合理·缺陷·弥补:基于隐喻映射的中医五行学说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1):1465-1467.
 
  [16]石勇,刘宇红.基于五行理论的多元化隐喻系统研究:以《黄帝内经》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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