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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中医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思考

发布时间:2020-06-05   |  所属分类:逻辑学: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黄帝内经》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一文提出象思维在逻辑学上存在推论结果的不惟一和不可逆问题,此涉及到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象思维的逻辑推理方法或逻辑等重大问题,通过对中医学领域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关系的梳理,对该文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指出所谓象思维“推论结果的不惟一和不可逆”其实是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反映,是一果多因的必然结果;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所讨论的命题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式为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无效式为否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由此可见推论结果的不可逆与象思维并无关系。
 
  关键词:中医学;《黄帝内经》;象思维;逻辑思维
 
  贵刊2016年第十二期刊登了“《黄帝内经》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一文,对象思维的逻辑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认为由于象思维在物与象的对应关系上存在“一物多象”“一象多物”等现象,由此造成与象思维相伴的象推论在逻辑学上出现推论结果的不惟一和不可逆[1]。该文实际上涉及到中医思维方法研究中两个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即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象思维的逻辑推理方法或逻辑问题。由于作者在论述象思维的逻辑问题时,没有从逻辑学的加以认真思考,而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故此商榷如下,以期引起同道的讨论。
 
  1中医学领域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
 
  中医学领域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蕴含着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在中医学领域,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分别应用的情况,二是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三是象思维的逻辑规则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由于研究难度等原因以往关注甚少,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趋势而言,总是由比较具体、形象的思维向着抽象、概括的方向发展,并且抽象、概括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象思维早于逻辑思维而出现,逻辑思维是从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而言,西方形上学理念从亚里士多德以降均为不同实体,显示为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把握实体需要用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如定义、判断、推理等。中国的太极、道、心性、禅则显示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把握动态整体或非实体的太极、道等,则需要用悟性的诗意联想的象思维[2]。但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又是密切相关的,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王树人[3]认为无论是形成新概念、新判断、新推理,都有象思维的原发创生性参与其中。借助“象思维”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后,新问题的具体解决则有赖于概念思维。从空间角度而言,东西方思维虽然有倾向性差异,但都同时具有两种思维能力。故刘长林[4]指出,意象思维并不排斥抽象思维,而且需要与抽象思维合作,并将其统摄在自己的框架之内。杨国荣[5]在对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一文点评中更明确地指出:“概念思维”与“象思维”是否彼此相分或对峙,似乎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概念推绎等形式展开的思维过程,本身显然无法完全离开诸如想象等活动,即使抽象如数学,也往往要借助于想象;另一方面,在思维的层面上,与“象”“形”等具体形态相联系的意识过程,也总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渗入了概念性的活动。当逻辑程序、概念推绎成为思维的经典模式时,智慧的多重表现形态往往更容易淡出人们的视野。以此为背景,关注逻辑与概念领域之外的“象”“形”等,显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与临床思维,究其实质也是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的综合应用。诚如程雅群等[6]所提出中医原创思维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的互补、结合和统一,其中的理性主义是重中之重。察类、求故、明理体现了中医原创思维的理性主义,从逻辑科学的角度说,《黄帝内经》运用了察类思维,《伤寒论》运用求故思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求故之典范,张景岳是将明理思维引入中医学的代表性人物。近年来,虽然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医逻辑思维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7-9],但与过分强调中医特征思维方法的研究相比,应用逻辑方法开展中医学经典、理论以及临床思维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与中医现代化的需求还远远不能适应,亟待进一步加强[10]。
 
  有关象思维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刘长林[11]提出意象思维必须遵守形式逻辑,但还有自己特有的逻辑,即意象思维的逻辑规律,一是时行律即“与时偕行”;二是易简律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2关于象推论“不惟一和不可逆”的商榷
 
  基于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以及中医学领域二者的综合运用,甚或如刘长林所说意象思维必须遵守形式逻辑。因此,对中医学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的探讨,必须紧密联系逻辑思维的相关知识加以考察,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黄帝内经》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一文认为,由于象思维在物与象的对应关系上,存在“一物多象”“一象多物”等现象,由此造成与象思维相伴的象推论在逻辑学上出现推论结果的不惟一和不可逆,并将此视为象思维的缺陷,提出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需要正确面对。但其论证过程明显存在问题,违背了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则。
 
  首先,就像推论的不惟一性而言,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事物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果联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往往会出现一果多因、同果异因,一因多果、同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情况。如所举“风胜则动”与“火胜则动”,即属于一果多因的情况。对此情况,如果我们从已经出现的结果出发去追溯其原因,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结论。如临床常见的发热,由肺炎会引起发热,推测出“患者可能患肺炎”的诊断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因为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急性扁桃体炎、胆囊炎、急性阑尾炎、伤寒、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均可引起发热,并非只有患肺炎才能发热。这是因为前件肺炎是后件发热的充分条件,从肺炎可以演绎出发热,但前件肺炎并不是发热的必要条件,许多原因均可引起发热。肯定前件肺炎可以肯定后件发热,肯定后件发热却不能因此肯定前件肺炎,即从推理形式上看,溯因推理不符合演绎推理中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规则,得出的诊断结论具有或然性。
 
  再如该文所举“增水行舟”与“提壶揭盖”,认为前者具有推理的惟一性,而后者不具有惟一性。其实此二者都是典型的取象类推,即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进而采用比喻、象征的方法以说明问题。这种象思维模式只考虑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而不要求推理的惟一性。如以作者认为具有推理惟一性的“增水行舟”而言,不仅可以说明人体大肠津液不足造成便秘,治疗采用润肠通便之法;同样也可以用以说明阴虚血瘀或血虚血瘀,治疗采用滋阴行血或补血活血等治疗方法。
 
  其次,就像推论的不可逆而言,该文作者虽然也提到逻辑学上推论不可逆本来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又强调如果出现推论结果不可逆,就会给人以不够严谨的印象,恰恰是逻辑知识欠缺的表现。以所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燥胜则干”为例,作者认为根据“燥胜则干”并不能推出干涩一定是燥邪,即由A至B成立,由B至A不完全成立。如果人体出现了干涩的病变,也可能是因为瘀血、血虚、火邪或热邪等。此乃不懂得逻辑学的基本规律,而出现论述的错误。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燥胜则干”为一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即断定事物情况之间充分条件关系的假言命题。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式有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而无效式为否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也就是说,对于“燥胜则干”这一充分条件假言命题,肯定后件并不能肯定前件,犹如我们说“下雨后地面会潮湿”,但不能由地面潮湿推出一定是下雨了。
 
  由此可见,该文作者所提出的象思维推论结果具有不惟一和不可逆的问题,其实是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反映,也是逻辑学已研究明白的问题,而与象思维并无关系。
 
  冯契先生[12]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指出:“不论是人类的认识发展(哲学史、科学史等),还是个体的智力发展,都要经过察类、求故、明理这些认识环节。‘察类’就是知其然,‘求故’在于知其所以然,‘明理’则是知其‘必然’与‘当然’。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认识必然与当然,是一个认识的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医学的逻辑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认识发展的历程,因此在当代重视象思维等中医学特征思维方法的同时,也必须认真研究中医学的逻辑思维及其与象思维的关系,通过不同思维方法的交融,以确保思维结果的准确性,提升中医学术理性发展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马作峰,黄密,姜瑞雪.《黄帝内经》象思维中的逻辑问题[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2):1581-1582.
 
  [2]王树人.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J].河北学刊,2007,27(5):21-25.
 
  [3]王树人.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J].文史哲,2004(6):108-114.
 
  [4]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6-61.
 
  [5]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学术月刊,2006,38(1):51-57.
 
  [6]程雅群,程雅君.论中医原创思维中的理性主义[J].中华文化论坛,2016,(3):119-124.
 
  [7]邢玉瑞.中医思维方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66-94.
 
  [8]任秀玲.中医理论范畴———《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
 
  [9]周山.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1-104.
 
  [10]苗彦霞,邢玉瑞.中医逻辑思维方法研究述评[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4):1-5.
 
  [11]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02-238.
 
  [12]冯契.智慧的探索(第八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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