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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

论设立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的认定及处理规则

发布时间:2020-05-21   |  所属分类:民事诉讼: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公司”的诞生必须经过创设阶段。公司成立前,设立公司的合同交易是由自然人实施的。这样便形成了设立人之间、设立人与未来公司之间、设立人与交易第三人之间,以及公司与交易第三人之间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情形。因公司的法人格还不存在,所以公司的利益保护只能倚仗公司法上的强制规则来实现。解决公司设立阶段发生的合同纠纷,不能仅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还必须同时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本文结合公司实务操作,阐释了诉讼中常见的纠纷类型。
 
  【关键词】设立公司纠纷处理
 
  一、概述
 
  在设立公司阶段,除了基于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外,还有因发起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冒用“公司”之名,从事一些与所设立公司毫不相干的交易活动而引发的侵权纠纷案件。在实践中,依据设立人的利益动机,把公司设立前发生的交易合同分成为“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类。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公司法》有必要对设立公司期间的经营行为予以规范,禁止其借设立公司之机,从事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交易。在美国,多数法院均倾向于坚持“发起人对将要成立的公司负有信托义务”的观点。②这一原理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有助于我们甄别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所发生的
 
  交易活
 
  动的性质,并为解决具体的诉讼争议而确立具体的规则和方案。
 
  本文从公司法及合同法有关的基本原理出发,借鉴国外公司法理论及实践,对审理因公司设立行为而形成的有关合同纠纷案件,进行系统的实务分析和探讨。
 
  二、关于“设立中的公司”之法理辨析
 
  在公司设立阶段,“公司”在法律上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还没有形成,还不可能成为此类合同交易的主体。这一阶段的公司形态,学界通常称之为“设立中的公司”。
 
  关于“设立中的公司”能否在法律上作为一个特定的民事主体,享有特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问题,即其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常见的观点有无权利能力社团说、普通组织之商号说、非法人团体说和具有自身特性的非法人团体说。③也可以简化为“无独立人格说”与“有限人格说”两类主张。从民法理论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定要求来看,作为除自然人以外的民事诉讼主体,无论其享有“独立人格”还是“有限人格”,都不可能离开特殊的登记制度而存在。否则,其“民事主体”的权利就难以确定。因此,如赋予“有限人格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意义,至少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较完备的公司预备登记制度,对“设立中公司”予以明确的登记;第二,国内现行民事诉讼法赋予其非法人的“其他组织”地位,使其能够依据登记的组织名称,成为民事诉讼法上认可的民事诉讼主体。
 
  从理论探讨的角度出发,或许我们对两种主张的取舍及评价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标准。然而,一旦回到民事诉讼及公司实务的现实中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有限人格说”关于“设立中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张便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至于某些关于设立人对所设立公司之名称等享有民事权利的观点,如果“设立中的公司”没有明确的民事主体地位,这些权利仍属于设立人的“个人权利”的范畴。由此可见,在“公司”的独立人格产生前后,实务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问题,仍然是“设立人”与成立后的“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据何种规则进行承接的问题,以及二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如何在法律上划清界限的问题。
 
  “设立中的公司”意味着“公司”还没有成立。在美国,如代表公司签约的设立人未告知相对人“公司还未成立”,则通常依据“侵权理论”中的代理关系作出解释,认为有“代理人”就表明存在“被代理人”,而被代理人“公司”并不存在,证明设立人在缔约时的陈述是虚假的。也有学者根据“合同法上的代理理论”对其作出认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①总之,在多数这类判例中,都判决由设立人个人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既是一部高效《公司法》所追求的目标,亦是该法操作运行的难点。如果在自然人与“公司”之间再融入一个没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反而会增加法律调控的难度。故如何在法律上衔接好行为自然人与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当是公司诉讼程序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公司法上相关处理规则之探析
 
  按照交易类别划分,为了设立一个公司,通常设立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设立人以出资人身份,筹集必要资本的民事行为(例如:个人融资或借款),属于其个人行为,不属于设立公司的行为。但实践中,诉讼当事人却可能因“某交易行为是否属于设立公司的行为”而发生争议,因而在合同相对人与公司之间,或者在设立人与公司之间产生诉讼纠纷。该案由属于“设立公司合同纠纷”。
 
  第二:设立人为设立公司,取得公司成立所必须的财产而订立的租赁合同(租赁土地、机器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维修合同(维修建筑物等)、买卖合同(购买机器、设备和附属物)等,属于设立公司而签订的合同。当公司成立后,此类合同将转让给公司。此外,为了便于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由设立人先行实施的部分经营活动,如:订购部分原材料,为公司雇用职员等。为此签订合同而形成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参照设立公司之合同纠纷案件的规则进行处理。
 
  第三:为注册公司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实物资产评估及核定股本,相关业务咨询,准备公司登记文件,发行股份等。这些民事活动与“设立公司”的目标表现得非常直接,一般比较容易确定其费用的负担问题。
 
  前述第二项、第三项所列交易活动属于典型的设立公司时的交易行为。此类交易所签订的合同一旦发生争议,属于设立公司的合同纠纷。在我国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尚未认可“设立中公司”的人格及诉讼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有关设立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所涉及的诉讼当事人,只能是设立人、合同相对人和公司。
 
  上述交易活动均与拟设立的公司相关,但在交易时公司还未成立。在公司设立阶段,设立人个人也常常会从事一些与所设立公司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交易活动,应由其本人承担责任。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认可的原则。为此,本人不赞同“设立中的公司”与“公司”系同一体的所谓“同一体说”,理由是:其不仅违背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理,而且为“向公司恶意转嫁债务”的行为提供了便利。实践中,“为了公司利益”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分为两种:一是发起人为设立公司而实施的交易行为;另一种是代表公司先行实施的部分经营活动。前一类交易可以称之为“设立公司的行为”,其目标是按照公司法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组建一个商业公司;而后者显然是为了公司赢得起步和发展的机会而代其提前实施的经营行为。下面结合公司成立后、公司成立前及公司不能成立的不同情况,对相关案件的解决方案逐一进行分析。
 
  (一)纠纷产生于公司成立之后
 
  在设立公司的实践中,多数情况下公司均能如期设立,纠纷大都产生在公司成立后。三个民事主体均可以成为诉讼纠纷的原告和被告,但其责任认定应当具体分析。
 
  设立人在与相对人缔约时常常具有不同的身份,如“××公司筹备组”、“××公司”。交易相对方可能对设立公司之事一无所知,认为在与设立人本人进行交易;另一种情况是,交易人已经知道与其进行交易的人是代表公司的,该公司即将成立。在公司成立后,公司可能对所承接的合同内容提出异议,如数量、质量等方面的问题,或认为缔约人与对方故意串通,侵害了公司利益。由于错误的信息会使交易人在缔约时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因此,在处理此类合同纠纷时,应强调遵循合同法确认的基本原理。
 
  《合同法》第88条规定了“合同转让”的一般原理,即“当事人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方”。公司成立后,设立人如将设立合同中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公司,需经交易对方同意。由此得知,“公司自然承接合同”违反了合同转让的基本原则,对公司也是极不公平的。
 
  在以“设立人个人名义”及“以公司名义”签约的情况下,应当遵循下列规则分别处理:
 
  1.设立人以其自己的名义(而不是公司)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应当由其本人承担合同责任。在公司成立后,即使该交易之实际目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公司也不能自动地成为该合同的主体。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要求,也是各国法律实践中普遍认同的一项准则。
 
  2.设立人以其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当公司成立后,如果经相对人同意,设立人将合同转让给了公司,公司亦表示承接,则意味着原合同已经被“更新”,在公司与原合同相对人之间重新确立了合同关系,原合同关系得以解除。此后如因该合同产生了纠纷,诉讼当事人应是更新后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公司”和“相对人”。否则,未经合同相对人同意,设立人和公司之间关于转让合同的决定不得对抗合同相对人。
 
  上述纠纷中,“相对人与设立人之间发生纠纷”是一般情况。在公司成立后,如果相对人不同意将合同转让给公司,但公司已经实际享有该合同履约利益的情况下,应视为设立人和公司成了事实上的合同一方。如相对人就承担合同责任提起诉讼,其可以设立人和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反之,如公司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如果公司认为相对人履行合同不当,公司只能向设立人主张公司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合同权利。
 
  3.公司成立后,对设立阶段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应确立以“自然承接”为主,准予公司合理抗辩的原则。
 
  在公司成立之前,设立人得以“公司”名义开设临时帐户;有的还成立了“筹备组”、“组建办公室”等筹办机构。无论以“公司”名义还是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均可以认定缔约人在签约时已向相对人告知该合同交易主体是即将成立的“公司”而不是“签约者个人”,相对人应了解公司是否已成立及成立后的状况。此时“公司”还未成立,发起人可通过“设立附条件合同”的方式,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目前,从我国公司设立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设立行为在公司成立后能够得到公司认可。公司成立后,不仅“自然承担”合同上的权利,且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及责任。为了克服“自然承接”原则之弊端,当设立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时,则应该强调公司享有请求其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
 
  有的国家对“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并不采用“自然承接”的做法。例如,美国法院在判定公司是否对设立阶段的合同承担责任时,坚持采用“如不受让合同,便不承担责任(no adoption,no liability)”的原则。①至于“接受”方式,既包括明示(express)也包括暗示(implied)。公司接受合同后,其对公司的效力并不追溯到“以公司名义”签订日,而只是自公司同意之日起。②美国公司法严格要求“公司”应有明确的“接受”合同之意思要件,其重心放在“确保公司利益”和“交易安全”上。关于解除设立人个人的缔约责任问题,除非合同相对人与公司达成一致,同意对原合同进行“更新”,否则美国所有的法院都坚持认为“应由设立人(发起人)个人承担责任”。③
 
  (二)民事纠纷产生于公司成立之前
 
  在公司成立前,公司不可能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由设立人承担民事责任。从诉讼程序法上讲,公司不可能成为此类案件的原、被告。如果合同相对人将公司列为被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公司设立公司的合同责任,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三)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如何确定处理纠纷的原则
 
  “公司不能成立”与“公司成立前”情况相同,即:“公司”不可能成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此外,两者在“诉讼前景”、“法律后果”、“责任分担”等方面又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1.合同纠纷产生以后,“公司”可能不久即成立。因此,尽管公司不是缔约时的合同主体,但从解决纠纷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上看,不排除“公司”介入诉讼程序的可能。而当公司不能成立时,意味着设立人放弃了设立公司的目标,“公司”不可能有介入诉讼的机会。
 
  2.从实体上看,公司成立后,不排除出现设立人和合同相对人在诉讼中与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且在发生“自然承接”合同或“公司接受合同”的情况下,成立后的公司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也有可能被追加为被告。但在“公司不能成立”的情形下,不可能出现由“公司”承接合同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情况。
 
  在实体责任的负担上,各国公司法均认定设立人之间属于合伙法律关系,其对设立行为产生的债务对外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则按约定(或比例、份额)分担。我国《公司法》第97条规定,当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对债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在设立人之间可能就分担设立责任问题而形成新的诉讼案件。
 
  (四)设立合同纠纷与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的关系
 
  1“.公司设立无效之诉”是大陆法国家公司法广泛采用的一种诉讼案由。它是指公司成立后,在法
 
  定期限内,股东及相关的人基于法定原因(如存在出资瑕疵等情形)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宣告该公司设立无效并进行清算的法律制度。公司设立无效之诉权归于股东,一旦法院判决其设立无效后,公司便进入清算程序。
 
  然而,我国《公司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从审判实践看,近年来随着公司法律实务的不断细化和完善,有关在公司法中健全该项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原因在于公司瑕疵出资的现象大量存在,少数股东的权利难以寻得正当的司法救济途径,且严重恶化了社会交易环境,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尽管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设立无效”的规定,但亦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第206条规定中涉及了公司设立无效的意思,可以作为司法程序受理“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的法律依据。④不过,该条规定的“撤销公司登记”,一般认为属于行政管理及制裁行为,能否作为法院受理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的法律依据,还有待于立法机关对其作出明确的解释及认定。
 
  在诉讼实务操作时,“公司设立无效之诉”具有以下特殊性:
 
  (1)法院在案件处理方式上具有“弹性”,应首先对公司实施拯救措施,而并非立即对其进行强制性清算。例如,法国《商事公司法》①第363条的规定。
 
  (2)该项诉权具有时效性。公司成立后,股东或相关人发现公司存在严重虚假设立、出资瑕疵或存在意思要件上的缺陷(股东无行为能力等)的,得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该项诉讼,超过该期限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5条规定,提起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的诉讼时效为自公司成立时起6个月内,逾期则丧失权利。当“瑕疵出资”无法补救时,法院裁定公司经清算后予以注销,以便维护正常的交易环境,避免“瑕疵”公司充斥市场。
 
  (3)“公司设立无效”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法院判决公司设立无效时,并不意味着公司自成立时起无效,亦不否认公司业已存在的法人资格。此前公司所从事的民事交易行为之效力不受影响。公司的债权债务应依清算程序规定进行清理。
 
  2.法院受理公司设立无效之诉后,涉及到与设立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如何协调处理的问题。应区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首先,在公司成立前后发生的设立公司交易行为的效力不受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的影响,不能依据后者而否定前者的效力。其次,此前已经审结的公司设立合同纠纷案件同样不受影响。
 
  (2)法院判决公司设立无效成立后,公司进入法定清算程序,并公告债权申报通知。属于公司享有的债权应及时清收,并列入清算财产清单。
 
  (3)公告期满,设立合同的相对人未向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视为其放弃了债权。对于其在期满后又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比较,公司设立无效之诉与设立公司合同之诉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前者系对公司人格进行拯救、修复或抛弃的程序之诉,包括重组、清算、注销公司等法定内容;后者则属于公司因从事具体民事交易活动时,就实体债权债务的归属问题与交易相对人产生的单一诉讼纠纷。
 
  四、结语
 
  设立公司合同是设立公司阶段不可或缺的交易活动。由于新的“公司人格”的诞生,改变了传统合同法中有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适用基础和条件,使得此类合同纠纷的争议内容变得相对复杂,诉讼关系及诉讼模式多样化。如何处理好此类纠纷,对于规范公司设立行为,优化公司制度产生和生存的环境,及时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相关规则还不完备的情况下,探讨公司设立合同纠纷的理论基础及实务规则,亦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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