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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

再论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及其处理模式 ——兼论我国非正当当事人

发布时间:2020-05-26   |  所属分类:民事诉讼: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形式当事人制度及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丰富了当事人制度的内涵,由此产生了识别非正当当事人的必要性。学界以当事人适格作为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基础,其在各国有不同的理论内涵,衍生出三种处理非正当当事人的模式。我国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应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基础,并根据诉的类型予以具体化。在我国,构建独立的非正当当事人处理模式在民事诉讼规范化、理论延续性以及满足实践需求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形式当事人;当事人确定;非正当当事人;诉的变更
 
  一、非正当当事人存在的理论前提
 
  (一)形式当事人制度的确立
 
  当事人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三大基本制度之一,谁是当事人,谁能在诉讼过程中行使诉讼权利进而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是当事人概念需要做出回答的主要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对当事人概念的认识经历了实体当事人、形式当事人,再到实体当事人与形式当事人并存的演进过程。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学中,19世纪之前,受到自由主义诉讼观的影响,民事诉讼被当作实现私法的手段,不具有独立意义。具体到当事人领域,当事人被限定为“实体当事人”,即作为诉讼标的之实体权利关系的主体就是当事人。①但依据此概念,既无法解释诸如破产管理人进行诉讼的合理性,也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判断标准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有无只有在判决之后才能揭晓,如此一来,任何诉讼中的当事人行使权利都可能因为判决中认定的不恰当的当事人地位而遭到否定,这种从结果倒推程序整个过程的做法造成了理论内部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1881年起,德国学者考拉(Kohler)对此进行了反思,试图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当事人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而提出了形式当事人的概念。形式当事人理论将起诉与应诉行为作为判断当事人概念的标准,当事人的地位不应依赖于客观的权利状况,而仅应依赖于当事人的主张。这使当事人的判断不再依赖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将破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纳入了当事人的范围,此为德国通说。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形式当事人的概念,割裂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联系,进而不能解决谁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谁可以受到裁判结果的拘束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因此,仍需要“实质当事人”发挥一定的作用。理论上将“实质当事人”称为“当事人适格”或“正当当事人”。“当事人适格”旨在从判断方式上表述“实质当事人”的概念,而“正当当事人”则是对满足“当事人适格”之后的当事人的表述,两者是从不同方面理解“实质当事人”概念。
 
  至此,从程序角度出发的形式当事人与从实体角度出发的实质当事人共同组成了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概念。形式上的当事人需要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而实质上的当事人则归咎于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形式当事人制度确立的表现即为立案登记制度。在倡导形式当事人制度的德、日,均在民事诉讼立法中采纳登记立案制度,起诉状中登记的当事人即为当事人,享有当事人之权利与义务。在立案登记制的前提下,形式当事人的认定称之为“当事人的确定”,当事人确定之后,才能通过后续程序判断何者为“实质当事人”,即“正当当事人”。我国并未采纳完全的立案登记制度,而是规定了高阶化的起诉条件,但却区分了原告与被告的认定条件,原告需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被告的限定为“明确”,可以认为我国立法有条件地采纳了形式性当事人标准,采实质性原告与形式性被告的双重标准。在这种立法模式下,需要在后续程序中判断何者为实质性当事人,出现非实质性当事人应当怎样处理之问题。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何者为形式性的当事人,即怎样进行当事人的确定。
 
  (二)当事人确定制度的建立
 
  确定当事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即使仅仅从起诉与应诉行为出发,确定当事人仍为一复杂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催生了“当事人确定制度”与“当事人订正制度”。我国并没有统一可操作的当事人确定与订正制度,但大陆法系国家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在德国,当事人确定采解释说,即通过对原告的起诉状进行解释来确定当事人。①一般情况下,原告起诉状所载明的当事人即为诉讼中的当事人,但如果所载名称客观上不正确或者表意混乱,那么应将“当事人的名称明显所认为的人”视为当事人。②一般来说,明显的错误对当事人确定没有影响,如果原告对自己本身称呼错误,也没有影响。③依照解释,可以对不确切的当事人称谓进行更正,例如若欲对合伙提起诉讼而错向没有当事人能力的
 
  合伙人进行。在日本,围绕当事人的确定,提出了一系列学说,主要有意思说,行动说、表示说、适格说、并用说以及规范分类说,其中表示说为通说。意思说主张以当事人在诉状中的表意来考虑谁是当事人,行动说主张以起诉行为决定当事人,表示说类似于德国的解释说,通过对诉状的综合表现进行确定。这三种学说虽然有所差异,但还是坚持了“当事人”的形式性标准,将“形式性当事人”与“实质性当事人”分开对待。另外两种学说却跳出了“当事人”的形式性标准,例如适格说认为应当将“最适合与纠纷解决之人确定为诉讼当事人”,规范分类说则要考虑因素之一为“回顾已进行的程序之际,考虑该诉讼程序当事人”。④这两种观点无疑是诉讼结果导向的,突破了当事人确定的一般形式标准,进入了“实质当事人”的评价领域。
 
  通过当事人的确定制度,法官可以还原原告起诉之内心意思表示,在诉状的范围内避免原告起诉之人不存在或者因名称相似性所造成的错误。在形式当事人制度的理论前提下,当事人确定制度只能采取形式性的判断方式,立案法官判断之依据被限定在诉状的范围内,不涉及对实质利害关系的判断,否则当事人确定制度可能代行审判功能。形式当事人确定之后,接下来将讨论何者为实质当事人即正当当事人。
 
  二、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标准
 
  民事诉讼为三维作用之场,进入诉讼之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之地位,判断其地位的标准亦不相同。形式当事人确定之后,继而开始识别正当当事人,才有必要区分正当当事人与非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与非正当当事人作为矛盾的两方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只要理解何为正当当事人,那么非正当当事人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标准有当事人适格和诉讼实施权两种,但如何具体判断正当当事人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①
 
  在德国,当事人适格是指原告是否依照实体法享有他所主张的权利,以及该权利是否针对被告。对于原告叫做主动适格,对于被告叫做被动适格,当事人适格应根据实体法的规定判断。②诉讼实施权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对以诉的形式主张的权利实施诉讼的权利。诉讼实施权在一般案件中并不起任何作用,仅仅在“原告没有陈述他是所主张的权利的获得人而是想以自己的名义在诉讼中实现他人的权利”的情况下才具有讨论的意义。③此即为诉讼担当。德国理论上将当事人适格与诉讼实施权分开讨论,认为二者并不相同,诉讼实施权是诉讼要件,是诉讼法对当事人资格的一种扩张性认定,若不具备诉讼实施权,则以诉不合法驳回起诉。相对而言,当事人适格则在本案判决阶段审查,若不满足,则以诉无理由驳回请求。④
 
  在日本,当事人适格是指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特定权利或法律关系,可以作为当事人来实施诉讼、要求本案判决之资格。⑤可能是因为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日本理论界对此进行了修正,日本语境中的当事人适格与诉讼实施权具有同一含义,具有当事人适格的形式当事人就是正当当事人。换言之,通过诉讼要件的审查进入本案判决阶段的形式当事人即为正当当事人。高桥宏志教授在论述当事人适格概念之时提到“正是基于对形式的当事人概念这一缺陷的反思与探究,结果形成了当事人适格的概念,当事人适格就是一个形式的当事人概念之基础上对‘何人应当作为当事人’之问题做出指示的概念”。⑥
 
  从德、日两国的理论上看,当事人适格的内涵并不一致。从语词表达来看,德国法上当事人适格是一种判断方法,是法官判断进入诉讼之后的当事人具有何种实体法律地位的方法,和诉讼法本身并无关系,不存在符合当事人适格的当事人为“正当当事人”这一表述,从而将拥有诉讼实施权的诉讼担当人(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排除在适格当事人之外,仅以实体法之实在关系评价当事人适格。而在日本,当事人适格与“正当当事人”一词等同,包含了法律拟制下的诉讼担当人及普通诉讼中的争讼实体权利义务的享有者,相当于德国法中诉讼实施权以及当事人适格的双重内涵。从诉权的角度分析当事人适格的要件归属性,德国通说将当事人适格作为权利保护要件与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具有一致性,而日本将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要件审查与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相契合。对于诉讼实施权,德国仅将其作为判断诉讼担当的一种方法,只有在出现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与所争讼之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方有意义,换言之,诉讼实施权之实践应用相对较少。日本继受德国理论之后将诉讼实施权纳入当事人适格理论之中,诉讼实施权不再具有独立内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理论中极少出现“诉讼实施权”一词。从这一点上看,两国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着眼点,并不能判断德日两国在理论上的优劣性。
 
  在我国,一般认为正当当事人与当事人适格两者具有同等含义,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适格的认定标准可以是诉讼实施权也可以是诉讼标的所指向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纯粹的诉讼要件也不属于纯粹的权利保护要件。①也有学者将当事人适格的识别标准归为诉讼实施权,并认为当事人适格是诉讼要件之一。②还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当事人适格应当属于权利保护要件,对其的判断标准应当包括诉讼标的权利法律关系主体,诉讼担当人的资格以及诉讼实施权。③如果将正当当事人的识别标准归于诉讼实施权,那么正当当事人的内涵将因诉讼实施权理论的繁杂而扩大,而何为“诉讼实施权”理论上亦有争论,加之我国并没有在实践中确立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的阶段性分割判断模式,在何阶段判断正当当事人存在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在学理上可以将当事人适格与否作为判断正当当事人依据,但应将识别标准与我国法律相结合,才能为分辨正当当事人提供具体的可行性方法。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换言之,在起诉之时,对原告进行实质性判断,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可看作是当事人适格中的原告适格,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可以看作是判断其适格的标准。不具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就不是正当当事人。④我国并没有对被告适格做出具体规定,依照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并不能对被告进行相同程度的审查,需在庭审程序中判断,但被告适格的识别标准也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所谓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因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
 
  参加诉讼。⑤为了加深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可通过不同诉的类型予以细化。在给付之诉中,原告是享有给付请求权之权利人,而被告则为原告向法院声明之给付义务人。在确认之诉中,原告是享有实体法律规定之确认权人,被告为原告向法院声明的确认关系相对人。在形成之诉中,原告是享有实体法规定之形成权人,被告则是原告向法院声明之形成权相对人。在传统的诉讼担当中,诉讼担当人与被担当人之间具有实体法律上的特殊关系,例如破产管理人对破产企业进行实质上的监管,承担一定破产法上的责任,而参与相关诉讼仅仅是该监管权的一个权能而已,实质上还是从实体法角度赋予了破产管理人的地位。因此诉讼担当人之正当当事人地位仍然依据“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进行判断。理论界与实务界也赞成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进行扩大解释,将“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扩展到“第三人以法律规定为他人之权利义务参加诉讼”,承认实体法规定的特殊类型法律关系。只不过在判断顺序上,法院不可能跳过被担当人而直接判断担当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仍需要先判断“被担当人”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然后再承认担当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传统民事诉讼类型之外的现代型民事诉讼亦存在正当当事人的识别问题。现代型民事诉讼虽然无法进行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但至少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即涉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诉求的多数人利益,⑥不再固守“一对一”式的权利义务模式,纠纷极其复杂而超脱于实体法的一般规定等。对此各国民事诉讼增加了专门处理多数人纠纷的群体诉讼形式,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即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2012年《民事诉讼法》又新增了公益诉讼制度。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实际上仍属共同诉讼制度范畴,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需对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并未通过诉讼法上之拟制允许利害关系之外的人进入诉讼。而新增公益诉讼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既区别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使诉讼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享有人分离,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诉讼担当。传统的诉讼担当以实体法律为导向,担当人以实体权利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作为诉讼担当人只是其实体法律地位的一个侧面。例如破产管理人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参与到与被清算的法人相关的诉讼中,但这一地位附属于破产管理人在法人破产清算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能,其诉讼担当地位不具有独立性。我国公益诉讼中以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为起诉主体,从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来看,省一级的消费者协会与在国务院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环保组织获得了当事人地位。虽然这两类组织对提起的公益诉讼具有专业领域的契合度,但若抛开诉讼,两类组织对于公益诉讼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并没有对应的权利与义务,抑或没有专属的权利与义务,对适格环境保护组织甚至还需具备连续五年以上具有良好信誉这一无关利害关系人的条件。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既然我国传统上的诉讼担当人可以通过扩大解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那么也可以通过目的解释承认上述两类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之时获得当然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样,在法律并未及时修改而内部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解决公益诉讼起诉适格原告无法满足现行起诉条件的问题。
 
  从我国理论传统来看,采用“当事人适格”这一概念作为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标准具有理论上的延续性与可接受性,可以避免诸多理论的杂糅及解释上的复杂性,但应对当事人适格的内涵进行具体化讨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为“当事人适格”之基本内涵,主要适用于传统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中。对于传统的诉讼担当与现代型民事诉讼中的正当当事人,则应当通过扩大解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识别。传统诉讼担当问题比较清晰,需要根据实体法律及担当人与被担当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判断,而对于我国的公益诉讼,除了通过扩大解释来保证其起诉的合法性之外,还须规定相应的起诉顺序与合并审理方式,避免概括性授予诉权带来的滥诉和重复起诉问题。
 
  三、非正当当事人的类型
 
  在确立了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标准之后,有必要对非正当当事人进行类型化的讨论,从动态角度理解非正当当事人的识别。
 
  根据引起非正当当事人之行为的性质,可以将非正当当事人分为两类。一为诉讼行为导致的非正当当事人。所谓诉讼行为导致的非正当当事人是指由于当事人的起诉行为而使非为纠纷之特定权利义务人进入诉讼,从而出现的非正当当事人。在采取立案登记制度的国家,起诉行为可以导致非正当原告与被告,而我国对原告进行实质审查,则只能出现非正当被告。例如,甲与乙存在借贷关系,甲错把与之无关的丙诉至法院,甲与之有利害关系,为正当原告,而丙为明确被告,法官应当予以立案受理。二为法律事实导致的非正当当事人,其中包括了自然事实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与法律行为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法律事实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主要是指因为当事人死亡、宣告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和解散后,原来当事人不能继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例如,甲企业诉乙企业返还借款,乙企业在诉讼过程中分立,乙企业丧失正当当事人之地位而由分立之后之企业作为正当当事人继续诉讼。法律行为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转移诉讼标的物或者转移涉诉标的之权利义务所引起的非正当当事人变更情况。例如甲公司诉乙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在诉讼过程中,甲公司将合同所规定之债权转移给丙,并通知了乙,甲公司丧失正当当事人之地位。
 
  对于非正当当事人的类型划分,学界鲜有关注,对其是否存在统一的处理模式亦鲜有人论及。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对于诉讼行为所导致的非正当当事人,只存在非正当被告,对其只能以驳回起诉的方式进行处理;对自然事实导致的非正当当事人,可以适用《民诉法》第149条来处理,但仅仅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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